所以，在第三世界国家，我们应当考察现在或过去的殖民者阶层，看看他们为保持自己的优势曾经支配或正在支配什么资源。

目前可行的做法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这是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城市居民和农民的差别之一。

改革将带来内需大突破 可以相信，随着城乡二元体制改革的推进，随着农民承包地的流转和宅基地置换工作的展开，随着农民承包地和宅基地抵押问题的解决，农业一定会有很大发展，农民收入会迅速增长，城镇化速度也一定会大大加快，相应地，城乡收入差距将会在农民收入增长过程中逐步地缩小，由此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持续推动作用是难以估量的。但实行农村家庭承包制只是否定了城乡二元体制的一种极端的组织形式——人民公社制度，并没有改变城乡二元体制继续存在的事实。只要城镇吸纳农村人口的能力增大，城镇建设配套工作跟上，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就可以逐渐转向一元户籍制度。这样，城乡二元体制的改革就可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将导致农民收入的增加和农民生活方式的变化，如果加上社会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让社会低收入家庭的后顾之忧逐渐消除，必定会引起内需的大突破。

从1985年到现在，国有企业体制一直不断地进行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此外，还可以试行土地银行经营方式，即外出务工的农民，或家中缺少劳动力的农户，把所承包的土地存入农村信用社，按年取得利息。因为，就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公平与效率，更本就不矛盾

中国的人均GDP在2007年也已接近2400多美元，在30年的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人均GDP年均增长速度高达8.2%。很显然，在我国未来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不仅会影响到我们国家的社会安定，也会最终制约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由此看来，当人们说要公平时，不能在权利和机会选择中区别和差别待人，要一视同仁，即任何个人在社会和市场选择中均秉有同样的权利。社会选择理论中人们常说的机会平等，恰恰是在这种意义上讲的。

自2005年以来，来自国内机构和国际组织的数据均表明，中国的基尼系数已在0.47以上，超过美国、俄罗斯，更超过印度的0.36，已经接近拉美国家的平均水平。概言之，在当今中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社会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并不完全是市场自发竞争的结果，而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深陷在市场中，不但着掌控社会的绝大部分资源，而且直接参与、干预和操控市场运行的现行制度安排有关。

因此，按照党的十七大报告和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尽快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现代民主政治，已势在必然，且已经到了一个刻不容缓的时候了。由此来看，在短短的一、二十年的改革过程中在社会财富占有上和收入分配中差距中急剧拉大，恰恰说明我们的改革还远远没有到位，还有待于深化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而不能把它归完全结为市场化改革本身。照奥肯看来，平等与效率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为了效率，就要牺牲某些平等，为了平等，也要牺牲某些效率。改革开放30年来，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急剧扩大，其表现结果是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但实质的问题却是社会成员在财富创造和参与市场的机会上的实际上的不公平，因而，说到底，当今中国的主要社会问题，不仅仅是财富占有和社会收入分配上的不均问题，而是个不公平，甚至缺乏公正和正义的问题。

以可比价格来计算，中国自1978年以来已保持了一个年平均9.8%的GDP增长速率。如果在市场交易中有人欺行霸市，囤积居奇，缺斤短两，或假冒伪劣，显然有违公平原则，也是非正义的。不久前，号称香江（港）第一健笔的著名专栏作家林行止先生在谈到最近世界粮价上涨的原因时，曾偶然说道，过去数十年来，他自己一直是个自由市场体制的信奉者和弘扬者，然而，当看到现今世界上一些市场垄断者运用太多不公平手段来进行欺诈性活动来抬控粮价的现象时，他希望中国大陆不要彻底走向资本主义，并相信社会主义的确能够维系社会公平。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的社会财富占有和社会收入分配差距在不断拉大。

对于平等与效率这种两难冲突，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亚瑟·奥肯（Arthur M. Okun）曾在1962年出版的一本名著《平等与效率》中做了非常深入的探讨。事实果真是如此？许多学者马上对此表示怀疑。

由此奥肯认为，在平等与效率之间，社会面临着某种选择。如果说公平、正义均与效率完全兼容，那么，所谓的平等与效率两难选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有条件的。

此言一出，立即在香港业界和大陆媒体引发了不小的震动。从一个方面来看，如果一个社会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过于强调资源的平等分享，收入分配以需求为基础，以及结果平等，从而导致的结果是社会收入分配太过份额均等，那么，可能就会产生人们参与市场分工和交易以及创业经营的激励不足的问题。由于近些年来中国大陆的社会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且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林行止和香港媒体以及学界的这些言论，自然也会在大陆学界和媒体中引起一定的反响。另一方面，如果社会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尤其是由于机会不均等而造成社会收入分配中基尼系数太高，或者社会财富的绝大部分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也会对一个社会的长期经济增长产生两个方面的效率影响：其一，由于富人过富和穷人太穷，就会出现富人有钱无处花（消费），穷人没钱花或有钱不敢花的情形，从而导致一国消费需求不足和长期经济增长乏力，—— 这正是拉美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情形。收入分配中的平等、公平、正义与效率 谈到当今中国社会中收入分配不断拉大的问题和趋势时，人们常谈公平与效率问题，这实际上是个不甚确切的说法，并往往会造成一定的误识。当今中国人们感到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原因在哪里？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二者之间，也不存在任何两难冲突（tradeoff）。因为，就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公平与效率，更本就不矛盾。

《福布斯》由此得出结论称，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亿万富豪最多的国家之一。其二，收入差距过大，尤其是机会不平等所造成的收入差距过大，会造成低收入群体的不满，从而加剧社会冲突，如游行、罢工，动乱，甚至暴乱或革命。

这一事实鲜明地暴露出我们的政治体制与现代市场经济运行显然还不匹配。但是，当人们谈到正义时，有更强的法学和伦理学中的价值判断的成份在其中，且较多地是指在制定和遵守规则方面以及在运用法律和决策程序以及过程上的公平。

在另一方面，由于各级政府财政支出不透明，政府如何花钱在实际上不受人大代表的制约，这就为一些政府官员的权力寻租创造了极好的空间、机会和可能。如果是这样的话，不仅不能达致公平和正义的社会目标，而且会极大地破坏效率。前些年，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内需一直疲软，这也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同样，效率与正义，也并不矛盾，恰恰相反 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正义，尤其是确保市场运行的法律规则、法律制度以及司法程序的公正和正义，是确保市场运行效率的一个重要制度保障。

当然，平等，并不仅仅意味着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中的平均。这就是所谓的政府在贯彻平等政策过程中跑、冒、滴、漏的效率损失。

也许林行止先生今天还仍然能同意奥肯的这些论断？ 进入 韦森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收入分配改革 政府体制改革 。因此，在总结我国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和问题时，在当今中国社会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选择的关口，重温美国一位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奥肯（Arthur M. Okun）于1962年出版的一本名著《平等与效率》中的两段句话，也许在今天仍能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市场经济有助于保护政治权利，以抗衡国家的侵犯。

到200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攀升到0.42。就此而言，与其强调平等与效率之间存在某种两难选择，或言平等有减损效率的一面，倒不如反过来说，因为社会收入的极度不平等会破坏效率，应该在制度安排上做些文章，尽可能地做到机会均等，并使富人不能无限制的任意聚敛社会财富，并尽可能的提高低收入阶层的福利，以实现社会收入分配尽可能平等的经济增长，从而提高经济运行的整体和长期效率。

加之，由于政府征税的公权力和和财政支出方面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实际上不受任何制约，这就为在民主政治体制不健全的条件下政府官员的权力寻租创造了极好的历史契机。只有在法律和司法正义的保障下，市场才能良序运作，才能有效率。毋庸讳言，在前些年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由于政府体制改革不到位，政府的公权力实际上不受任何约束，政府官员的行政自由裁量权模糊，加上近十几年政府财政收入增长速率大都双倍于GDP的增长，以至于政府手中所掌握的财力越来越大。从辞义上来看，正义或公正，显然与公平相关，但二者显然又有些细微的区别。

从这个意义上，公平与平等又是等价的，或者说平等是公平的一个核心价值标准。譬如，当人们谈到机会平等时，实际上是指权利平等，而不是指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多寡上的均等。

在金融市场中的内幕人交易，制造虚假信息，或如林行止所言的一些大的财团和金融机构利用手中的财力和市场力量来人为抬高和操控粮食与石油市场上的价格，也显然是非正义的，这当然也有违公平交易的原则。道理说来简单：只有达致机会均等和权利平等了，一个市场经济才会良序运作，才会在长时期中有效率。

近几年的房地产热和2006年到2007年底中国股市的大幅度上涨，显然又在当今中国社会中进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财富再分配过程，使社会财富进一步向富人手中快速积聚。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后，收入分配差距在急剧拉大。